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 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父慈、子孝、兄亲等传统伦理。最能集中体现这种传统伦理的文章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 宋骁飞说：“议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吧，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盛宣怀表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宋骁飞对中国现在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宪政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宋骁飞，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宋骁飞说：“前些日子容闳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