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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和容蓉结婚之后，容蓉也参加了宋骁飞领导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组，这小组的六个成员还包括鲁迅、梁启超、严复和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宋骁飞钦点的。

那天，宋骁飞在总统府的圆桌会议室主持六人会议，说：“我常常在想，中国将要往何处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变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把‘活着’作为人类最终价值不太确切。人吃饱了饭，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人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着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即所谓的真善美。分辨美丑、善恶、真伪，这就是一国文明的价值。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没有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往何处去的问题。”

容蓉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说明人异于禽兽。人类主观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朝着理性和人性的方向进化。”

辜鸿铭说：“我始终强调文明不分优劣，和而不同。泰西国家。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地缘社会，而中国则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社会。地缘社会要靠契约，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而在中国这种几千年的农业国，乡土构建血缘社会，人们靠情感活着，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就构成了社会基石。比如亲人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过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动。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个人选择。比如谁是你的父母。”

宋骁飞说：“我不否认传统文明在乡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巨大的价值。中国过去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可关门自给。但现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人们要变得富裕，传统文化不一定行得通，要革新。大家可以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这时，司法总长梁启超站起来。说，“我就先说说我工作中的一些体会。现代社会。强调法治，司法实践和传统文化很多地方是矛盾的。”

辜鸿铭有点不高兴，说：“你倒是说来听听。”

梁启超说：“敢问辜教授，传统文化是不是强调不要打官司，即‘无讼’，比如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辜鸿铭说：“确实是这样。传统文明中强调礼治，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规矩，被认为不是好人。百姓的父母官，乡绅，过去主要靠教化维持礼治秩序，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传统的规矩。”

梁启超说：“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一定规则：比如君亲、臣忠、父慈、子孝，三纲五常。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克己。在论语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辜教授，是这样吗？我没说错吧？不少字”…

辜鸿铭回答说：“早闻梁公博学，果然如此。没错，不懂礼的人，是败类无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这种情况下，打官司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这个地方的教化不够。而且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很有人情味。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

梁启超哈哈一笑，说：“但现代都市，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都不认识，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不能讲教化。市场经济，人们最要讲的就是契约，按合同办事。社会中公开讲个人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出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一个法官，并不需要考虑教化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判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