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磨川:我们的旗、伞也多着呢，仪仗也好着呢，年年都排第三、第四，也该往前放一放，对啦?
白土:要是把旗、伞多的放前面，旗、伞少的放后面，我也没意见。
总会:把你们(水磨川)和刘顺会放在一起，有没有矛盾啊?
水磨川:没有，确实没有矛盾。
刘顺:没有啥矛盾，都是为了风调雨顺，老话都说“黄帘轿子头一家”，乱了规矩庄稼不太平，地方不顺。前些年，两村搬场也都互相搬，亲戚互相走着呢，村庄之间都有来往。
石山:把我们(名次)换了，我们也不成(同意)!
总会:那么明天踩街还是按定好的次序上庙。
争吵毫无疑问隐含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紧张是在组织内部生发的，这不同于努尔人和丁卡人之间经常为经济利益而出现的对立状况。比如刘顺川和水磨川之间的争夺主要是为名望而战。他们的对立只发生在仪式场合，没有什么去阻止两个群体建立婚姻关系和日常交往。进一步的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重现“跑佛爷”场面第二天会首在龙神祠做完祭仪，总会的宋会长宣布“鸣礼炮、奏乐”的号令，各路龙神动用自己的全副銮驾仪仗，旌旗飞扬，两米来长的大铜号发出“呜呜”的声音——多亏唢呐发出的欢快音调，才表明是节日庆典——各会会首、提领和乡老身穿传统绅士礼服执香引导。石山会的轿夫和吹号手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身穿深红色的藏袍，吹着藏民惯用的青铜长号，难怪洮州人称石山的龙神为“藏民的佛爷”。轿后为华丽的金黄色万民伞盖，紧跟着的是古时作战用、而今却标有龙神封号的黑色纛旗。队伍于两街缓慢游行，各街居民、店铺在神轿经过时鸣炮欢迎，整个洮州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我站在面对城隍庙大门的二层楼上，看见踩街队伍从东街缓缓行至西街。突然人潮涌动，尘土飞扬，只见龙神的轿子在一二十人的簇拥下颠簸、翻飞起来，直奔城隍庙而来。排在第三位的水磨川终于按捺不住问鼎魁首的雄心，年轻轿夫不知在谁的鼓动下突然发力狂奔，前面的石山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水磨川超越。刘顺会一看水磨川跑起来了，年轻人来了兴头，“呼”的又上来十几个壮汉，快如疾风般冲刺，轿子翻转得更厉害了。各会抬着自己的龙神狂跑狂呼，只有城背后的徐达、冶力关的常遇春和南路爷胡大海三位龙神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是帅官，必须殿后。在“跑佛爷”时，有一位老妇可能是眼力不济，跪在当路接受龙神的降福，还未反应过来轿子便从她头顶上飞过，这可能是极怪异和意想不到的“过关”仪式，所幸她没受到太大的伤害，只是被踩了一脚。关于迎神赛会的紧张甚至恐怖，曾经亲历过民国时期“跑佛爷”的一位老人说:“哎呀呀，赛会还没开始呢，已经紧张得尿了一裤子，你上面看轿子翻呢，下面看人抬着跑呢。那时候冲撞打斗是赛会时的常事，受伤的人也不去治疗还继续抬着跑，打死了人也没人管。”回到踩街竞跑的现场，这时刘顺会第一个进了城隍庙，水磨川第二，石山会第三……
紧急会议:打道回府我们看到刘顺会2005年保住了“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荣誉，时间又到了2006年踩街的当天上午。此时刘顺会异常郁闷，原因是他们的名次被排在水磨川之后居第二位，听到这个消息刘顺人都显得情绪紧张和不安，年轻人涨红着脸准备着一试身手，会首们为此深感忧虑。在踩街举行前的半个小时，72岁的提领在城隍庙的一间起居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年轻人主张用实力说明问题，年长者则担心出事。最后，问题集中在是否继续参加踩街活动。马厂沟的会首说，如果参加踩街，年轻人会控制不住情绪，打死打伤人费用问题怎么办?出了事会首都有责任。提领说，如果我们的人出了事，能把我心疼死，家庭的损失有多大呀，谁能负起责任。提领最后决定“撤”!
当总会长宣布踩街活动开始时，刘顺会带着复杂的心情和躁动的情绪冲出了人群，从南门河打道回府。仪式举办不当乃是对神的不恭，这种焦虑在人们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当刘顺会的张家庄在秋收时遭遇到冰雹袭击而绝收时，“仪式不当”的说法便与灾害建立了联系。
洮州迎神赛会是西北边陲地区的乡土盛事，它与华北当前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有很大不同，华北青苗会的仪式活动至晚清已经萎缩许多，而洮州的传统仪式至今不衰且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说明，洮州没有受时代影响而偏安一隅，其文化变迁将在第7章论及。就是说，洮州迎神赛会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有人说当今的庙会活动和迎神赛会失去了狂欢精神，本人却不以为然。庙会期间，城隍庙里民众可以围坐在地上猜拳行令、喝酒、耍闹，汉藏唱家忘情地唱“花儿”来直抒胸臆;洮人把五月端午当做春节来过，认为那是最痛快的日子;“跑佛爷”场面的再现，会首们为名次的争夺，表露了人的真性情，表明狂欢精神犹在。但中国乡土的狂欢精神是由秩序来加以平衡的，刘顺会召开紧急会议，避免极度的狂欢而打道回府，说明狂欢和秩序同在。对于巴赫金的“狂欢精神”我想追问一下，西方难道没有什么规则对“狂欢”加以约束?更进一步说，特纳的“阈限”难道没有秩序?我以为，狂欢和阈限的概念似乎无法解释洮州的仪式实践。各会名次之争最后服从了总会的原初计划，刘顺会在仪式中出现的类似阈限状态的痴迷和狂躁情绪可以被会首的理智遏制下去。所以，仪式和现实是可以转换的，狂欢和秩序也是可以转换的，且可以在阈限中转换。
5.1.3“黄帘轿子头一家”
生态人类学强调小生境内部的竞争和排他性原则。在洮州，小生境可以表现为由龙神大庙联合众多村落的祭祀区域，和与庙宇结构相配套的青苗大会联合的众多村庄的组织区域。小生境即是由庙宇结构和青苗会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互为表里的社会单位。这里论述的“竞争”是发生在两个社会单位或者具有生态相似性的小生境之间，我的分析将会把小生境与社会文化情景联系起来。
刘顺川和水磨川所处的区域是一个南北向的川谷地带，南北两端皆与卓尼县接壤，可以说洮州汉族人社会几乎被卓尼县藏区包住。据2004年统计，水磨川有5会9村，分散在汪家嘴、八仁和丁家堡，人口为3796人，人均耕地2.39亩，临潭县统计局：《临潭县统计年鉴》2004—2005（内部资料），第79页。海拔较高，粮食产量稍低一些。在水磨川会境内，有两个回族村。水磨川相对闭塞，族群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大约20公里的川谷大致分为两个小生境和社会组织区域，其间散居着小规模族群，回族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其与青苗会关系不大，而藏族皆为青苗会的成员。在狭长的川谷中部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侯家寺及寺底下村，该寺与村不是青苗会成员单位，但与青苗会保持着良好的接触，这一中间区域的北边是水磨川会，南边是刘顺会。虽然这一中间社会单位把南北两个小生境分隔开来，但并未阻隔两会的竞争，也未影响两地的交往。
刘顺会的龙神朱亮祖，当地人说他因与大明皇帝有特殊关系而被授予特权:准许穿黄袍、乘黄帘轿子。民间就有了“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说法，意思是刘顺龙神在赛会上折了桂冠，刘顺、新城这些地方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争夺头一名两会往往打得头破血流，两家百年来恩恩怨怨一直延续至今。与刘顺同一小生境的水磨川为了自己村落的福祉向刘顺会发出挑战，水磨川附近的回民过去曾赤膊上阵帮水磨川抬龙神以支持本境龙神，新城南门河的回民因与刘顺会接壤支持“黄帘轿子”夺取头家。会与会、族群与族群的冲突与合作，皆为争取龙神的天佑，保一方风调雨顺。“黄帘轿子头一家”是人口众多的刘顺会的荣誉，每到迎神赛会之际，从会首到轿夫皆承受着荣誉的重压，异常激动、兴奋甚至躁动不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好胜心常常刺激出暴躁情绪和肢体接触，这不只限于刘顺人，也包括其他欲显示力量的会众。至于冲突带来的身体伤痛，当地人认为跑佛爷时挨打不知疼，神保佑着呢。
竞争不一定全表现为小生境的资源竞争，为了获取来自社会系统的荣誉和声望也会引起激烈的竞争。1994年农历五月，刘顺和水磨川这两个曾有宿怨的对手为当头家争执不下，青苗总会遂决定由城背后的龙神徐达走头家。城背后是新城边上的一个青苗会，因为该村过去衙门里的人多，所以常常以城里人自居。但刘顺人认定城背后不能走头家，因为徐达是帅官。于是刘顺会抢超在城背后的前面，城背后人骂乡下人不懂规矩，两会便动起粗来。在争吵中，城背后的年轻人向刘顺人叫板，“你们刘顺的佛爷要是砝码(厉害)，就叫我们城背后雹打三年”。刘顺人说，“佛爷的神力稀不西北方言，意思是“非常”。大，我们佛爷有神力叫白雨打你们三年”。城背后的徐达是八抬大轿，有两根轿杆是活的，他们抽出轿杆便猛打，刘顺人吃了亏，不等结束就撤出赛会，走到新城西南的红桦山上，两支大铜号“呜呜”地吹起来，刘顺人大声喊道:“佛爷如有神威，就让城背后连遭三年雹打。”诅咒不幸而言中，当年城背后就被冰雹打了三次。雹灾过后青壮年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挣了钱把一年的口粮先买上。第三次雹灾影响特别大，城背后、西街、南沟、南门河、李家山都被打了，冰雹厚达10—15公分，庄稼被打得颗粒无收，妇女小孩趴在地头上哭泣。
冰雹灾害以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群体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刘顺川人说自己的龙神威力大，“黄帘轿子头一家”是老规程，坏了顺序就不太平;城背后的老人说，我们的龙神徐达是元帅，指挥官不是先锋官，争名次就是乱了规矩惹了神怒;新城西街的几十位妇女哭着跑到镇政府质问乡长并要他承担责任;县乡干部说，防雹炮手是有责任的;南门河的回民说，炮手应该受到法办;防雹炮手说，他向县气象局防雹办几次请求开炮但未被批准，他家的庄稼也被打得精光;气象部门说，人工干预天气是可行的，但当时高空有空军的军事行动，是城背后被灾的原因。乡民们总的看法是：插了旗求了愿，但不能保证冰雹必不来访，神也有感情变化。如果对龙神不敬而获罪于神，终要遭报应。但无论如何，下不下冰雹是神的事，种不种地是人的事，收多收少是命的事。事在人为，但天意不可违。
在2006年的迎神赛会上水磨川被安排到第一位，我当时看见刘顺会的会首会众聚集起来商议，要求总会改变决定。总会态度强硬，理由是刘顺会连续几年都走头家，说今年也照顾一下水磨川会首的情绪。就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报告人在电话里说，“黄帘轿子”没走到头一名，中途回来了，结果刘顺川的三个村庄在7月初遭冰雹袭击庄稼绝收。我10月再次赶往洮州，看到地里长出的青苗与青草，夹杂着枯黄的麦秆，正如《洮州厅志》所载:“播种者仅青禾(青稞)、麦豆(豌豆)、燕麦之属，一经雨(雹)潦则成茂草甚或腐烂。” 2006年7月27日，农历的七月初三，冰雹一反常态从洮河自南向北打来，此时离立秋还有一周，春麦未熟，而青稞已经成熟，冰雹打了一个小时，张家庄的三个自然村所种青稞、春麦绝收，这次受灾的还有临、卓两县的其他地方。由于严酷的生态环境压力，他们的竞争具有求得生存和生命的意义。
这些竞争也不是只为所谓“稀缺资源”，比如出于同一小生境的两个组织，资源基本无可争议，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像非洲和南美高原的无政府社会那样通过直接的对抗去获得土地或其他资源。洮州社会单元之间也存在竞争，但他们的竞争方式不是赤裸裸的侵占和掠夺，而一般表现为对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他们所争乃为想象的吉祥——本村的风调雨顺，或者为了村落的声望而进行仪式角逐以期获得“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荣耀。巴特对斯瓦特群体关系的研究表明，失败和成功对于首领来说具有累积效果，这说明名望是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这些事件会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从而对某一群体发生作用。对于组织成员来说，人们通常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群体成员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与这个地方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换言之，地域组织之所以热衷于非经济利益的竞争，既为地方话语权，也为文化自主性。西方学界在考察民间组织时，总是把重点放在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这没有问题。但一些西方学者把“权力”、“对抗”置于首要的和不恰当的重要位置，如认为“民间组织旨在保护公众免受国家权力之害”;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极端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民间组织是国家的潜在颠覆者。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弃绝了经济学强调理性和效率的偏好，也不一味地关注利益冲突、权力抗衡，而是关注人们本原的生活，关注社会纽带的建设、信任与互惠基础的产生。乡村演剧便是社会整合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