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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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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

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

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

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

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术,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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